人民民主陣線 基隆市立委候選人 黃小陵



除共同政見之外的選區政見:
一、幼有所長:托育社區化,課輔校園化
免除「生不起,也養不起」的恐懼,設立社區化小型托育中心,減輕父母經濟壓力,課後輔導全面回到校園,有完美的教師鐘點補助,讓職業婦女不必將小孩送進安親班。
二、壯有所用:港口還人民,稅收進基隆
基隆的定位決定了基隆市的發展,基隆港的邊緣化加速了基隆是的邊緣化,避免
港市雙亡,基隆港應即刻還給基隆人,由基隆人共同議決港與市的發展方向,讓基隆人就地工作,在地發展。
三、老有所終,弱有所養:保障老弱生存權,照顧體系公共化
長期照護維持人民有尊嚴的生活,是基本生存權,不得以商業保險或現金輔助替代。刪減軍購預算,課徵企業勞損捐,由國家提供社區、機構、到府等多元多軌的生活照護與支持服務,讓老有所終,廢疾者皆有所養。
四、在地有發展:籌組弱勢城市連線,反對城市資源M型分配
城市競爭力迷思與藍綠瓜分政治地盤,致使島內資源過度集中於五都,加速了弱勢城市邊緣化/附屬化。重新檢討競爭型預算概念,推動「邊緣城市保護特別條例」,立法反對五都吸血,推動城市資源重分配。
五、民主有希望:政治還人民,修改選罷法
推動人民老大運動,拿回人民參政權;候選人與選民簽訂履約保證與辭職書,選後跳票直接下台。

參選聲明:不想棄械投降,所以站出來參選~ 你我來當家,基隆有希望 ~

家庭中的吵架打架,是層層疊疊的勞動壓迫及社會結構
我今年41歲,出生於屏東勞動家庭,家中有三個小孩,我排行老二,爸媽退休前,爸爸是技工,媽媽是成衣廠女工,他們長年早出晚歸,由於父母終年辛苦勞動,才讓我有機會唸大學。記得小時候,父母常為了家中經濟問題(房租、學費、生活費..)吵架,甚至打架,小時候最怕的事,就是爸爸喝得醉醺醺的回家,亂叫亂罵,接著媽媽就會很生氣地唸他幾句,後面的結局就是爸爸被激怒後對著媽媽大打出手,而我只能很害怕地邊發抖、邊掉眼淚,覺得爸爸很可惡,媽媽很可憐,這樣的家暴狀況,一直到我上大學後還一直發生著,而我,除了哭,還是哭,不敢說出我的害怕及憤怒,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大二暑假從台北回屏東家中時,同一個場景又再次發生時,我才敢衝過去將喝酒醉的爸爸推開,然後就發誓不跟爸爸講話,雖然我知道爸爸很疼我。
這樣的家庭經驗一直帶在身上,直到大學時期跟著社團老師鄭村棋去工廠勞工教育,聽著現場阿姨們的陳述,才驚覺原來跟我爸媽一樣為了一家溫飽,不斷加班工作的勞動者,都有著同樣的處境—工時長、薪資低、壓力大,且不懂自己的勞動權益,許多家庭也跟我的家庭一樣,三天一小吵,五天一大打。更重要的是,這些經驗讓我看懂了,小時候使我非常痛苦的爸媽吵架及打架的原因,都起因於層層疊疊的勞動壓迫及社會結構,那個被稱之為爸爸打媽媽的「家庭家暴」經驗,不是爸爸多可惡的個人問題,而是父母共同在面對養家的困難時,只能回到家內互相擠壓,甚至以喝酒、吵架、打架做為出口,這是階級問題,是勞動體制問體,當然也是政治問題。
台北港政策讓靠基隆港吃飯的基隆人失業、年輕人外移就業
由於勞動家庭經驗及對弱勢階級的情感,大學畢業後,選擇投身勞工運動,至今18年,前10年在基隆的倉儲運輸業工會聯合會從事工人組織工作,非常近身地了解貨櫃車大哥們的工作處境與勞動生活,他們每天從車場出發到基隆港或貨櫃場領貨櫃,再南下高雄港卸櫃再領櫃回基隆,常常前一日天亮亮出去,隔日天亮亮才回來,在高速公路上通宵達旦南來北往工作,他們最常講的幾句話是:「職業駕駛就是紅衫穿一半」、「一天做牛一天做豬」,意思是說,駕駛的工作風險高,又操又累,累到隔天只能像豬一樣一直睡覺,跟家人的關係只剩下拿錢回家,我在那裏,就遇過一家公司在三年內死了五個司機大哥,真是活活操死,勞動條件差到不行,在那些年我與運動同志協同工人們組織工會,不斷做基層勞工教育,用集體力量一起改變勞動條件與管理制度,後來,中央決定投注資源蓋台北港,從此基隆港走向漠落,台北港開始營運,靠基隆港吃飯的工人,一個個失業、變成契約工,工會組織力量愈來愈小,沒有出路,過程中,我們也奮力向交通部陳情抗議,並要求立委開公聽會,表達對此港口政策的不同意,但,政府仍然不理,這同樣是政治問題。
職業性癌症、過勞、職場憂鬱症,讓人活得人像人鬼不像鬼
之後,到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,每天看到的,非死即殘,現在更以另一種慢性的殘害及極刑折磨勞動者,即職業性癌症、過勞死、職場憂鬱症等。我在協同受害者的過程,看到工傷者及家屬的痛苦,身體的、心理的,甚至是整個家庭的創傷,最令我痛苦的深刻經驗是,一位電子廠女工,因公司將她強制降職,她無法接受每天以淚洗面,公司把她調動到其他單位後,新單位主管又跟她說:「我們這邊不是垃圾桶,哪裏要妳,哪裏去」,她感覺被當垃圾看待,痛苦不已,後來得了憂鬱症,常想自殺,請假一段時間後公司將她強制資遣,我們曾協同她到勞委會陳情,在一次勞資於勞委會協商時,她無法忍受資方數度的敷衍,現場抓狂拿了一把水果刀刺向資方主管,我及同事立刻將她拿刀的手緊緊握住,怕她傷人自傷,後來她又跑到廁所喝藥自殺,雖然人救回來了,但公司的不當對待,造成她及家庭一輩子的傷害,這些種種,我想有非常多的勞動者曾有相同的壓迫,但大都為了生存選擇隱忍。他們痛恨為了企業利益讓自己或家人成殘/致病甚至奪去生命的資方,也痛恨無法幫他們討公道的官方,而造成這一切悲慘處境的政商結構來源正是政治權力,作為社運工作者,每天聽、每天看、每天跟他們東奔西跑,到處抗議,我覺得一路被逼得痛苦極了,也被逼到要直接面對社運還能怎麼辦?為什麼一個人無法有個穩定、平安、健康、又有尊嚴的勞動人生?我們還能靠別人改變我們的人生嗎?所以我決定要直接面對政治,站出來參選,也想找想改變有著痛苦勞動處境的朋友,一起來把「活得像人」的勞動人生的決策權拿回來!
不想棄械投降,所以站出來參選
除了社運工作者的身份,同時我也是個有一個小孩的勞動媽媽,兒子今年上小一,每天幫他整理好帶他去學校後,就從基隆搭國光號到台北工作,加班到很晚才又從台北搭車回基隆,小孩放學後只能花錢送到安親班或課輔班,晚上等車常班班客滿,甚至要互擠才能確保搭得上車,每天回到家常常累得跟狗一樣,連陪小孩的力氣都沒有,甚至常會發脾氣罵小孩,基隆有近6萬個通勤族,在地找不到工作,只好外移就業,我想基隆有許多通勤族應該都跟我一樣吧!我常想,如果可以在地就業,如果工時短一點,如果工作少一點,如果壓力小一點,如果工資多一點,我就可以有多點時間陪小孩,甚至不用將小孩送到安親班,同時也可以多陪陪家中老人家,這是我的勞動人生圖像。但這些「如果」,都需要政策推動,以往使用施壓的方式,期待政黨及政治人物等拿有政治權力的人來落實,這麼多年來,我已覺悟到了,我們這些在自己崗位上努力工作的公民們,若不選擇自己站出來拿回我們的權力,「我們」是拿「他們」沒辦法的!因此,「選舉這麼困難,為什麼要參選?」,很簡單,我不想棄械投降,所以站出來參選!我也想邀請對主流政治失望,又不想棄械投降的基隆公民,鬥陣作伙使用人民老大的方法,拿回真正屬於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吧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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